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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代史人物評價論文“康有為”]近代史人物論文2000字

    時間:2018-08-13 09:02:48 來源:有好資料網 本文已影響 有好資料網手機站

    相關熱詞搜索: 近代史人物評價論文“康有為” 中國近代史人物論文 近代史人物傳記論文

      康有為是我國近代史中著名的革命家,他我國資產階級報業的先驅者之一。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近代史人物論文“康有為”,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康有為

      近代史人物論文“康有為”篇一:《論康有為對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的貢獻》

      [摘要]康有為,他不僅同戊戌變法這一政治運動相聯系,更是我國資產階級報業的先驅者之一。他在維新變法運動中創辦和領導了數十種資產階級改良派報刊,進行了救亡圖存和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宣傳教育,沖破了封建言禁,掀起了中國人自己辦報的第一次高潮,成為促進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領頭雁”,為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關鍵詞]康有為;近代新聞事業;貢獻

      提起康有為,人們總是把他與戊戌變法聯系起來,把他作為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來研究,卻很少有人把他的名字同新聞事業聯系起來。其實,康有為還是清末民初資產階級報業的先驅者之一,他前期辦的報刊能站在時代前列,發出時代的最強音,受到了讀者的歡迎,開創了中國新聞事業史上的國人辦報高潮的第一次,成為促進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領頭雁”。康有為的報業活動和新聞思想在我國近代報業發展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為我國新聞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沖破封建言禁,開設報館

      康有為把近代的報紙當作古代的“鄉校”。“鄉校”是春秋時代鄭國的一種公共場所,它既是學校,又是鄉親們聚會的地方。《左傳》中記載了子產不毀“鄉校”的故事,通過“鄉校”這個地方可議執政者的是非得失、交換評論意見。因而,康有為把報館比作“鄉校”,說明他已經認識到報紙是一種議論時政的輿論工具,看到了輿論對于政府的監督作用,為以后梁啟超的報刊兩大功能“向導國民、監督政府”的推出打下了伏筆。并且康有為將“鄉校”運用于實際,希望清末的封建統治者學習先王,開放言禁,提倡辦報。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和《上清帝第四書》中都提出了開設報館的建議,他在《上清帝第二書》中寫道:“《周官》誦方訓方,皆考四方之慝;《詩》之《國風》、《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開報館,名日新聞,政俗備存,文學兼述,小之可觀物價,瑣之可見土風。清議時存,等于鄉校,見聞日辟,可能政務……宜縱民開設,并加獎勵,庶裨政教。”這是康有為第一次公開發表的辦報主張。在這里談到了近代報紙的淵源、報紙內容和作用、政府對報紙應取的態度等問題。

      在《上清帝第四書》中康有為提出“設報達聰”,在各省城鎮都設立報館以及翻譯外國報紙等建議。他的這些辦報主張,沒有脫離封建思想體系的藩籬,也不見得比早期維新派報王韜、鄭觀應等的辦報主張高明,但王韜等人的辦報主張只限于在報紙上清談,康有為則直接向皇帝提出了建議,要求付諸實踐,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在當時局勢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在當時,清朝統治者在國內實行的是階級和民族的雙壓迫,言禁特別嚴厲,民辦報刊一直被視為非法。腐朽沒落的清末王朝根本不理會王韜、鄭觀應紙上談兵的呼吁,但康有為吸取了前人的教訓,不再作空頭的呼吁,而是雙管齊下:一方面直接上書皇帝;一方面著手辦報、制憲既成事實。在上清帝書的同時,他在北京、上海創辦了《萬國公報》《中外紀聞》和《強學報》。他的上書在當時一千多名舉人中廣為傳頌,并傳播到全國,使各地維新派志士受到了很大鼓舞,迎來了報刊發展的繁榮期。雖然他辦的三種報紙不久即被封禁,但它們畢竟破土而出,而且出現在首都達官貴人的府第中,引起了他們的注意。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勝利了。接著《時務報》在上海創刊,各地維新派在康有為的支持下,辦起了數十種報刊,這些報刊在宣傳變法維新的同時,要求解除言禁,給資產階級以出版報刊和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使得一些支持維新派的官員也紛紛上書皇帝要求設設立報館,廣開言路,由此光緒皇帝發布上諭,解除言禁,允許“官紳士民”有出版報刊的自由,并且要求官府加以勸辦,還給梁啟超出版的書以“免稅”的獎勵,從而為民辦報刊獲得了合法地位和權利,也是維新派多年來為報刊而奮斗取得的重大勝利。

      (二)推動了中國人辦報的第一個浪潮

      如果說中國人辦近代化報紙興起于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辦的《中外新報》,那么從1858―1895年的37年里,中國人辦的報刊,滿打滿算也不超過30家。可是,自從康、梁開始辦報以來,風氣大開,從1896―1898年的3年內,中國人創辦的報刊達72家,超過過去的37家的一倍以上,形成我國近代歷史上中國人辦報的第一次高潮和國人研究西方新聞學的第一次高潮。

      這次辦報高潮,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從時間上看,一年比一年多,1896年有9家,1897年有29家,1898年1月至9月,達到了34家。第二,從辦報地區看,已由廣州、香港、上海等沿海城市發展到漢口、長沙、桂林等內地城市,甚至內地一些中小城市也辦起了報刊。第三,從品種上看,有官辦報刊,也有民辦報刊;有綜合性報刊,也有專業性報刊;有政治性報刊,也有游藝性報刊;有文言報刊,也有白話、俚語報刊;有以普通讀者為對象的報刊,也有以青年、婦女、兒童為對象的報刊,這是我國新聞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報刊。第四,從政治傾向上看,這些報刊絕大多數是宣傳維新戊戌變法的改良派報刊。第五,從辦報人員看,這些報刊的主筆大多數是維新派人物,其中各地維新派報刊的主編往往就是當地維新運動的領導人,他們奉康、梁為領袖,無形中形成一支由康有為統一指揮的宣傳隊伍。第六,從辦報方式看,維新派從“開民智、育人才”的總體思想出發,把辦報同辦學會、辦學堂緊密聯系起來,形成三位一體的組織形式。

      在第一次辦報高潮中涌現出來的以維新派為主的報刊都以相當多的篇幅介紹西學和西方情況,把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近代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來,掀起了學習西方、學習西學的熱潮,并且用這些“新學”去向傳統封建文化挑戰,從而使中國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思想獲得了一次大解放,出現了“智慧驟開,如萬流譎沸,不可遏制”的生動局面。這種局面對以后半個多世紀的社會政治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為以后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大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康有為作為我國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領導者和第一次辦報高潮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確實為我國資產階級報業的大發展作出了貢獻。

      (三)開政治家辦報之先河,培養了人才

      在康、梁辦報以前,我國報業的從業人員大多是科場失意的落拓之人,他們辦報的目的多半是為了牟利。因此,我國近代報業發展緩慢。康、梁出來辦報,開我國政治家辦報的先例。政治家辦報這一中國新聞史上的主要傳統是從戊戌變法時期發端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政治家們幾乎都參加過辦報活動。在整個維新運動期間,每家改良派報刊的主編往往就是當地維新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通過維新派的辦報實踐,涌現出像梁啟超、嚴復、徐勤、麥孟華、歐榘甲、何樹齡等改良派報刊宣傳家,這就為我國新聞事業的大發展奠定了組織基礎。這些維新派報刊為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大發展培養了人才。

      (四)推動了民族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

      甲午戰爭前,大多數近代報刊都是外人出版的。戊戌變法時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比戰前有所發展,卻依然還很弱小,還沒有大量出版商業性報刊的迫切需要。但由于政治斗爭的需要,以政治界為主體的而不是以工商界為主體的維新派創辦了一大批政治、文化報刊,使報刊宣傳這種屬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東西走在了經濟基礎的前面,出現了國人爭相辦報的熱潮,不僅基本上打破了外報的壟斷,而且使政治報刊成為近代報刊事業的主角,在各類報刊中長期處于領航地位。同時,維新派報刊以其鮮明的時代性、新穎的思想性和豐富的知識性,大大提高了近代報刊的聲譽和社會地位,使近代報刊成為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載體,讀者從商界擴展到政學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從此不再埋頭經史、醉心八股,而注意從報刊中吸取精神營養。所以,盡管封建頑固勢力在戊戌變法后摧毀了大部分維新報刊,但近代報刊利國利民的作用已基本為社會所公認,這是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報刊宣傳活動的一大功績,也不能不說是康有為對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積極貢獻。

      (五)促使華僑報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康有為作為改良派華僑報刊的先行者和領導者,在華僑報業的大發展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以前,我國華僑報業很落后。首先是報刊太少。從1854年最早的華僑中文周刊《金山新聞》創刊到1898年康、梁流亡海外的40多年中,只出現過10來家報刊。其次是內容陳腐、形增,單是康、梁創辦和控制的僑報就發展到30多種。以后,凡是有改良派僑報的地方,革命派都辦起報紙與之對壘,并且在數量上大大超過改良派。兩派報刊互相敵對、互相競爭又互相促進,使華僑報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從1898年到1911年,世界各地華僑創辦的大大小小的報刊將近70種,相當于此前40年所辦僑報的7倍。其次是僑報的質量大大提高。以《新民叢報》為例,它的內容已經不再是什么“清廷諭旨”之類,而是圖畫、論說、學說、時局、政治、史傳、地理、教育、宗教、學術、農工商、兵事、財政、法律、國際短評、名家叢談、輿論一斑、雜俎、問答、小說、文苑、介紹新著、中國近事、海外匯報、余錄等25個專欄,可謂包羅萬象,應有盡有。第三是僑報的形式大改進。像《新民叢報》的封面套色印刷,里面有圖畫和照片插頁。其他華僑報刊也運用外國先進印刷條件,逐漸向現代化過渡。康有為除了對改良派僑報實行統一指導外,還親自為這些報刊撰寫評論、新聞、通訊和其他多種體裁的稿件。同時,康、梁采取內外結合的辦法,促進了國內報業與海外華僑報業之間的交流。他們把外國報業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帶回國來,促進了國內報刊的改革,而他們在國內外的報刊,又為海外僑報提供了豐富的新聞報道內容。

      (六)率先提出黨報思想

      康有為把報紙看成是建立政黨的準備,并公開承認報紙的黨派性。同時,康有為把黨報視為謀取一黨私利的工具。在他為國民憲政會起草的簡要章程中說:“政黨之權利之大與專,實為可駭,若籌款有厚力,各省府縣中能開辦報館支會,則吾黨眾愈大,將來所得之權利,不可思議。”作為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把黨報視為謀取一黨私利的工具并不奇怪。康有為要求黨報要宣傳政黨的綱領、方針和黨務。他在強學會章程中要求強學會的報刊一方面要向群眾宣傳強學會的路線;另一方面要向會員報道會中事務。并且要求對黨報實行統一的領導,做到統一的政治目標,統一的宣傳口經,統一的宣傳步調,統一的調動指揮和統一的經營管理。所謂統一的政治目標即要求改良派報刊按照他在不同時期確定的政治目標來進行宣傳:變法前為變法維新而吶喊,變法后為保皇立憲而鼓吹,辛亥革命后為尊孔復辟而叫嚷。誰要是逾越雷池一步,就要受他的批評和懲罰,以上五條總的精神就是集中統一,它體現了政黨報紙的嚆矢,而康有為對改良派報紙的統一領導和指揮,則為以后政黨報紙的經營管理積累了一些經驗。

      (七)提出報業管理主張

      康有為從他的官報思想和黨報思想出發,對我國報業的管理問題發表了許多意見,涉及了我國近代報業的一些重大問題。他在我國報刊史上第一次提出黨報和制定新聞法律的主張。他主張加強全國維新派報刊的管理,以便控制全國輿論,推進變法維新事業,對以后的新聞界起著重大的影響。

      中國古代從來沒有報刊出版方面的專門法律,到了清代,《大清律例》中有個別有關書報出版的條款,但都是限制言論自由的,而不是保障言論自由的。在《中外紀聞》和《強學報》被封后,康有為深深體會到了沒有報刊出版法律的危害性:封建統治者可以任意加以解釋律例條款而把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論斥之為“妖書妖言”加以治罪。因此,他向光緒皇帝提出了他擬定的報律建議:酌取外國通行之法,參以中國情形,定為中國報律。但后來由于政變的發生,他的愿望都沒能實現。但他是中國最早的關注保護出版、爭取新聞自由的資產階級改良者。

      康有為對加強內部管理來增強競爭能力的主張在辦報實踐中突現出來,從而可以引申出現在辦報仍需遵循的方針,如康有為要求“會中報必須要有條例,勿與《時務報》、《知新報》兩報有重復之誚”,他這里說的“會中報”是指廣西圣學會的機關報《廣仁報》。它與上海《時務報》和澳門《知新報》,都是康有為參與創辦的報紙,雖然如此,康仍要求《廣仁報》所定的條例不要與《時務報》和《知新報》的條例重復。這說明他主張報紙要辦出自己的特色。同時,康有為已意識到報紙工作人員對于報紙優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把合格的工作人員看作是辦好報刊的第一要義。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先進的思想。

      [參考文獻]

      [1]夏曉虹.追憶康有為[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

      [2]方漢奇,張之華.中國新聞事業簡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3]丁淦林.中國新聞事業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袁軍,哈艷秋.中國新聞事業史教程[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6.

      [5]白潤生.中國新聞通史綱要[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近代史人物論文“康有為”篇二:《康有為對日俄改革史研究解析》

      【摘要】康有為為使其變法獲得觀念合理性,系統地研究日俄改革史,希冀為中國找到救亡圖存的范式,從而構思出了“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的改革思路。在研究過程中,康有為形成了仿洋改制與托古改制并舉的創新思維。

      【關鍵詞】康有為 日俄改革史 創新思維

      康有為變法主張由秘密轉為公開

      康有為的青年時代恰逢兩次鴉片戰爭,受到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剝削,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因此他從小就立志救國救民。中法戰爭后,康有為初步形成維新變法思想,其標志是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書》。在《上清帝第一書》中,康有為提出了三項具體的建議:“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①在這份上書中,康有為認為只有變法維新才能救中國,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提出他的政治改革主張,字里行間體現了他巨大的愛國熱情及迫切的歷史使命感。然而,這份上書遭到封建頑固派官僚的惡毒嘲謗,無法上達朝廷。

      康有為一心變法,鄉試不順,幾經反復,決心在廣州萬木草堂辦學以培育變法人才。康有為先后招收了梁啟超等弟子千余人。康有為的教學方式靈活,教材既有中學又選用西學,教學方法理論聯系實際。他總是聯系古今中外的歷史,向學生灌輸變法維新的道理,并且發動學生們幫他編寫《孔子改制考》,鍛煉了學生的寫作與思辨能力。這個階段康有為的變法思想雖然處在秘密時期,即只是在學生中宣傳、灌輸其變法主張,但同時,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一方面,康有為在這一時期著書立說,編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為維新變法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另一方面,近十年間培養了一大批維新骨干,為下一步變法高潮的到來做了充分的人才準備。

      在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國家面臨空前災難之際,中華民族逐漸開始覺醒,康有為的變法也由秘密轉為公開。具體表現就是:康有為和他的學生們組織了一場公車上書的愛國義舉。公車上書為清政府開出了救國良方是:“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②,這次上書沖破了清朝不許士人干政的禁令,確實為清朝前所未有之舉。公車上書雖然失敗了,但其影響巨大,正是由于公車上書這幕大戲,歷史將康有為推上了維新變法的舞臺。

      基于變法需要的日俄改革史研究

      甲午戰敗之后,康有為開始深入研究日俄改革史,希望為中國尋找到一條救亡圖存之路。

      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通過研究日本改革史,康有為認為日本是清廷的學習樣版。正因為如此,在向光緒帝進呈的《日本變政考》中,康有為逐條逐事地介紹“日本經驗”,目的是督促光緒帝早日下決心變法維新。首先,康有為認為日本學習西方實行三權分立是日本明治維新能夠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中,極力宣傳“三權鼎立”的思想,反復強調立憲法、設議院的必要性。他認為,西方之強大不全在兵力、制造、學校,而“在其政體之善”。日本之所以發展得快,是因為維新變法之初就定三權之官,學到了西方國家立政的真諦。接著,他進一步指出立法是三權分立之首項,最為重要。其次,康有為認為日本成功的內核是日本官制的改革。他認為變革官制是變法的根本,尤其是設立制度局是日本變法成功的關鍵所在。康有為極力推崇日本明治政府“殖產興業”的政策。他大力倡導中國效法日本發展鐵路、造船等工業及銀行業,還極力主張廢除阻礙民間工商業發展的苛捐雜稅。可見,康有為效仿明治維新變法改制的主張,確實是要建立三權分立的君主立憲政體,使新興資產階級能夠參與國家政權的管理,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道路。

      康有為認為,西方諸國富國強兵花了三百年,日本學習西方壯大國力用了三十年,據此推得中國“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③正因為如此,《日本變政考》幾乎成了光緒帝頒發諭旨實行新政的教科書。

      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在向光緒帝送呈的《俄彼得變政記》中,康有為請求光緒帝向彼得大帝學習,學習大彼得勇于改革的精神,放下架子,謙虛求教,效仿“萬國之美法”,下定決心變法。彼得大帝變政的前夕,俄國的國情和晚清所處的狀況十分相似。彼得大帝下決心盡快趕上世界前進的步伐。為此,大彼得微服匿名,猶如一奴仆,親自游學瑞典、荷蘭、英、法等國,做到了不恥下問。彼得一世回國后立即改革,其改革措施使俄國面目一新,國力增強。相比之下,清廷的情況是,皇帝和大臣之間的地位猶如主人和奴仆,上下天隔,積弊叢生,其原因就在于體制過于尊卑分明。因此康有為希望光緒帝也能和彼得大帝一樣下定決心變法,這正是康有為如此認真地研究彼得大帝改革經歷的終級目標。

      借助日俄改革經驗使其變法獲得觀念合理性。為什么康有為堅持研究日俄改革史呢?因為,當時中國的頑固守舊勢力比當年日本和俄國的封建勢力強大。面對甚囂塵上的封建頑固派,康有為提出必須將與中國國情相似的國家作為其思維參考系,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將其仿洋改制的主張付諸實踐。從此,康有為開始對日俄改革史進行系統研究。通過他的介紹,打開了中國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眼界,使他們了解經過改革變法,日、俄這兩個國家都由貧弱走向富強,很有說服力。他們自然認為,如果能夠效法日俄進行改革,就意味著中國也能像日、俄那樣強國御辱。這樣,康有為提倡的維新變法就有了觀念上的合理性。不改革可能會滅亡很快成為皇帝及一般士大夫的共識。可見,康有為研究日俄改革的方向在當時是正確的,這樣才有可能盡快使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同步運行。在這項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了“以強敵為師”的結論。百日維新期間,政治、經濟、文教、軍事新政的出臺及其對后世的影響證明,康有為對日俄改革史的研究在中國近代史上確實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換言之,如果沒有康有為對日俄改革經驗的研究和借鑒,就難以形成近代史上的維新變法運動。

      應該指出,康有為只局限于研究日俄的改革史,而對英、法、美等國的改革雖然做了研究,但很不到位。原因是他認為這些國家實行的是民主共和制,不適合中國國情。這只能說明他的知識有限,對日俄以外的西方諸國的研究缺乏深度和廣度。他認為君主立憲制最適合中國國情,實際上,君主立憲制不一定適合當時的中國,因為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不允許皇上大權獨攬。這就是康有為開制度局的設想,即使一再退讓也得不到落實的真正原因。此外,康有為在研究日俄改革史時存在某些思想偏差,有時為了宣傳自己的變法主張,會隨意篡改歷史,甚至加上自己的主觀臆斷,以達到其政治目的。這種做法不僅嚴重違背學術原則,而且給后人的相關研究也帶來不必要的阻礙。

      康有為仿洋改制與托古改制并舉的創新思維

      康有為堅持歷史學研究為現實服務的原則,在堅定奉行洋為中用的同時,亦不忘托古改制,古為今用。

      康有為向光緒帝進呈的《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體現的是他仿洋改制的理論體系,而托古改制的理論體系則體現在他編寫的《孔子改制考》中。康有為通過編纂《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成改革者,使自己的改革主張通過孔子的口,披上“圣人云”的外衣,其目的是使國人感覺他所倡導的變法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事業。托古改制的特點是古已有之,他只不過是承擔探索、挖掘、整理、宣傳任務的替天行道者,從而使自己成為醒悟的中國人心目中的合理合法的維新變法精神領袖,而不是宣傳異端邪說的亂臣賊子。只有這樣,他才能更方便地完善自己的維新變法理論體系。否則,康有為的維新變法理論體系即使不胎死腹中,也極有可能半途而廢。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用歷史學來為現實服務的學人無數,但是做得好的寥如晨星,而康有為無疑是較為杰出的一個。

      康有為的世界觀是嶄新的、全方位、立體型的。從當時的橫向視角來看,康有為仿日效俄,形成了其維新變法的具體理論體系。他通過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來論證其維新變法理論的先進性,具有前瞻性,充滿前衛意識,展示了示范性,體現了變法的世界橫向貫通性。從歷史的縱向視角來看,康有為是利用當時國人對孔圣人的傳統偶像崇拜心理來維護自己變法理論的合理、合法性,使其變法理論及其變法運作具有了安全可行性,體現了變法的歷史傳統延續性。以上二者并舉反映了康有為世界的橫向貫通性與歷史的傳統延續性相統一的創新思維。如果沒有仿洋改制與托古改制并舉的創新思維,那么康有為的維新變法不是失去方向性就是失去安全性,二者缺一,就難以形成歷史上波瀾壯闊的百日維新。

      總之,康有為在將其維新變法主張公開后,系統地研究俄國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維新。康有為站在時代的潮頭,效法日俄,在獲得變法的觀念合理性的同時,還形成了仿洋改制與托古改制并舉的創新思維。

      注釋

      ①劉振嵐編:《戊戌維新運動專題研究》,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61頁。

      ②孔祥吉編:《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21頁。

      ③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5頁。

      近代史人物論文“康有為”篇三:《康有為維新思想》

      摘 要 康有為作為一個封建地主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其向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轉變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經過漫長的一個過程而實現的。其維新思想的核心是要建立起資本主義的議會制度,使民族資產階級取得合法的政治地位,打破封建的君主專制,具有歷史的進步性,應該給予肯定,這與后來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反動思想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關鍵詞 康有為 維新變法 議會制度

      一、康有為維新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康有為成長在一個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在祖父的關懷與指導下,從小受到良好的封建正統教育,并表現出過人的才華。如果按一般情況正常發展,康有為極有可能像他的祖輩、父輩一樣,考取功名,做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官僚。可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康有為所生活的時代正是西方資本主義到處瘋狂掠奪殖民地的時代,是列強加緊侵略中國、逐漸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代,這對康有為產生重大的影響。他雖讀了大量的書,可是一聯系到現實,目睹國家貧弱,人民困苦,時局艱危,卻找不到挽救的途徑,出于封建儒士特有的歷史責任感與愛國義憤,康有為思想上陷入了極度的苦悶與矛盾中。他意識到封建文化遠離現實,于時局無補。康有為“沉飲聊自遣,放歌始愁絕。”[想尋找一條新的出路,以求“安心立命之所”。于是“忽絕學捐書,閉戶謝朋友,靜坐養心……”。這是他開始尋找真理、尋找救國救民途徑、尋找人生道路的開始。

      二、康有為維新思想的形成過程

      (一)香港之行

      1879年,康有為出于對西方國家的好奇,很想去看一看,可惜當時的經濟條件不允許,就想到了近在咫尺的香港,香港當時是英國統治的殖民地,于是他興致勃勃地去了香港游覽。到達香港后只見“靈島神皋聚百旗,別峰通電線單微。半空樓閣凌云起,大海艨�破浪飛。“覽西人宮室之�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工商業的繁榮,交通運輸的發達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回首往事,痛恨國家貧弱,神圣領土香港竟落入英人之手,“傷心信美非吾士,錦帕蠻靴滿目非”。頓感切膚之痛!他深入反思,同一香港,為何中國治理不好,淪為英國殖民地,僅短短數十年,卻發生了如此巨變,窺一斑而知全豹。從而他意思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要優于古老腐朽的封建制度,產生了對西方的向往,開始萌生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念頭。“乃大購西書以歸,研究西學自此始”。這是康有為思想轉變的良好開端。

      (二)中法戰爭的失敗

      1884年,康有為時年27歲。這一年對他來說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轉折點。這一年中法戰爭的硝煙使他感國難,哀民生。決心拯祖國于危難,就民眾出水火。民族危機的緊迫感,使他加速尋找真理的進程,終于實現了思想的根本轉變,出現一次思想大飛躍。其主要標志有四點:一是由古文經學派轉變為今文經學派。二是開始形成進化論的世界觀,三是萌生了大同思想,四是貫通中西學開始形成維新思想。

      (三)甲午之戰

      近代的日本與中國國情相似,但當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時,日本比中國更加快的認清了世界形勢。當中國還試圖以引進西方先進器械技藝向列強看齊時,日本早已拋開器物層面的改革,而是直接對封建制度本身進行順乎歷史發潮流的改革。日本明治維新從1868年開始,到甲午戰爭之前,短短的三十年時間,日本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在甲午一戰中,中國戰敗,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北京,當時正在京師參加會試的康有為五內如焚,悲憤之極,奮筆疾書,用一天兩夜,為各省舉人聯名上書起草了一份一萬八千余言的上皇帝書,即《公車上書》。在上書中,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四項主張,是一套較全面的向西方學習,實行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方案,是康有為維新變法的綱領,它包括了康有為變法的基本主張。《公車上書》表明康有為關于維新變法的總體思想基本形成。

      三、康有為維新思想的主要內容

      康有為的維新思想集中反映在戊戌時期他的上清帝書中,他認為當時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非變法不可, “若不驚不優,不畏不修,不改厥謀也,哀的美敦書之來無窮也。”因此他大聲疾呼:“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這表達了他要求改革的愿望與決心,康有為維新思想的內容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設議院開國會

      康有為君主立憲思想的核心是建立資產階級的議會制。他說:“今天下之言變者,曰鐵路、曰礦物、曰學堂、曰商務、非不然也。然若是者,變事而已,非變法也。”要變法,就要進行政治制度上改革。早在他的《公車上書》中就請皇上:“特詔頒行海內,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因用漢制,名曰議郎”。特設“議郎”表面上說是以備皇上顧問,實際上是學習西方的議會制度。在上清帝第四書中,他進一步明確提出要“設議院”,使“政皆出于一堂”。維新前期,他在上清帝第五書中,再次明確提出國事付國會議行,并請頒行憲法的要求。另外,康有為在上呈皇帝的《日本變政考》中指出:“日本變法,以民選議院為大綱領。夫人主之為治,以為民耳。以民所樂舉所樂選者,使之議國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順。”同時,在《請定立憲開國會折》中指出:“臣竊聞東西各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也。……東西各國,皆行此政體,故人君與千百萬之國民,合為一體,國安得不強?”而中國“但一君主與數大臣為政,尊則尊矣,制則制矣,然孤寡若此,而與列強合數千百萬人為一者,安得不敗” ? 因此,康有為強烈要求在中國仿行“西法”,設議院、開國會。

      (二)改革政權機構

      為了推行他的政治綱領,康有為大力提倡改革中央機構。首先,要裁減、合并一批臃腫龐雜的官僚機構,如將太常、光祿、鴻臚等機構合并于禮部,將大理寺并于刑部,太仆寺并于兵部等等。其次,設立“制度局”以推行新政。康有為認為制度據是變法之源,即推行新法的執行機構。他主張“開制度局于庭內,妙選通才入直,皇上親臨,日夕討論,審定全規,重立典法。”如果“制度局不開,瑣碎拾遺,終無當也。”按照他的設想,要設法律、度支、學校、農業、工、商、鐵路、郵政、礦務、游會、陸軍、海軍十二局負責各方面的事務。   地方政權也同樣加以改革,一方面對原有官吏進行考核,改變任官制度,取消捐納,選拔新人,淘汰舊人。另一方面設立新的機構,于地方各道設民政局,縣設民政分局,地位權利與原來的督撫、知縣相同。這是與制度局相呼應的地方政權機構,他設想地方各事,“凡地圖、戶口、道路、山林、學校、農工、商務、衛生、警捕、皆次第舉行。”也就是說,逐步建立這些機構,把這些權利逐漸從封建官僚手中轉移過來。這樣,中央有議院、制度局,地方有民政局、民政分局,自上而下地建立起資產階級的政權體系。

      (三)廢除八股,設立學校,進行文教改革以育人才

      百日維新前,康有為以為實現這些目標而不懈奮斗。百日維新開始后,又乘改革的春風促其實現。在光緒帝召見時,他當面提出廢八股的請求,并得到首肯。他乘熱打鐵,從翌日起,五天內連上三折,請廢八股。并請梁啟超代宋伯魯擬《請變科舉,特下明詔改八股為策論析》,強調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是國家危殆,人才乏絕的根源,請永遠停止八股取士。康有為又親自上奏請厘正科舉文體,說國家亡于孔教不興,孔教又亡于八股,把八股視為亡國亡教的禍根。

      在主張廢八股的同時,康有為主張大辦學校,普及國民教育,說教育“不應僅及于士,而當下逮于民,不當僅立于國,而當遍及于鄉”,“必使全國四萬萬之民皆出于學”。建議將現有各省會大書院改為高等學校,府州縣的書院改為中等學校,將義學、社學,學塾改為小學。將遍布全國各地的寺廟改為學堂,利用廟產作為經費,這些主張在當時雖難以實現,但他重視辦學、普及教育的思想是很可貴的。

      四、康有為維新思想的影響及局限

      康有為提出以君主立憲政體來取代封建專制制度,是歷史的進步,他代表民主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向封建統治階級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并把這一切付諸實踐,指導了一場變法維新運動,產生了重大的歷史影響。

      首先、打破了封建正統思想的束縛,給封建專制致命一擊。《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為了推動變法而著的兩本書,這也構成了其變法的理論基礎。變法總是要觸動到封建頑固派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會遭到很多反對與破壞。為了掃除障礙,康有為在變法進行之前做了一些理論上的準備工作。康有為認為要戰勝強大的封建頑固派,就必須從根本上剝奪他們的思想理論武器,為此他花了很大的心血撰寫了《新學偽經考》一書。在書中康有為經過考證得出一個結論:古文經典是東漢劉歆為了幫助王莽篡漢而偽造的。這就全盤否定了兩千年來封建統治者賴以施行統治的理論基礎,不異于是給了封建統治沉重的一擊,在思想界也造成巨大的影響,康有為通過此書為自己的變法披上了一件圣書的外衣。這本書出來后在思想界產生的大震動梁啟超形容為“火山大噴發”。

      其次、為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傳播與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來看,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都是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優劣之分,只存在適不適合的問題。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改良與革命之間,并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它們之間并不是完全對了的,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也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歷史已經證明,人們因改良失敗而走向革命,而因革命暫時失敗而鼓吹改良的也不乏其人。但是無論改良還是革命,在變封建制為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基本點上,兩者是一致的。也正因為如此,變法維新運動才遭到封建地主階級的殘酷鎮壓。改良失敗,提供了前車之鑒,使更多人看到了要想改變封建制度,必須走革命的道路,戊戌變法的失敗,說明君主立憲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革命和民主的思想在以后得到了迅速廣泛的傳播。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盡管力量還很弱小,卻向封建制做了猛烈的沖擊,這反映了他們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又體現了處于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蓬勃進取精神。但同時應該指出的是,即使在戊戌時期,由于認識的、階級的和時代的限制,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思想也有許多模糊不清、相互矛盾之處。在對待封建國家的態度上,他反對做根本的改革,不想廢除封建的政權機構,只想增添新的機構,實際上二者不能并存。在對待封建最高統治者的態度上,他表示絕對的忠心,主張君主擁有廣泛的權利,這一點為后來的清政府所利用,他本人也從這一點出發反對革命,成為一名時代的落伍者,革命的敵人,這是他的可悲之處。在對待人民的態度上,他始終持敵對的態度,把人民群眾反抗封建壓迫的斗爭視為內亂,想通過變法來撲滅人民反抗的烈焰,與封建統治階級完全站在了一起,這一點正是他思想后來倒退轉變的基礎,表明了作為一個從封建知識分子轉變為民主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不徹底性。總之,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思想從未達到西方君主立憲思想的高度,是中國兩半社會的產物,但又具有愛國、反對外來侵略的突出特點,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它的進步性和反動性都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自由從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去認識,才能給予正確的評價。

      參考文獻:

      [1]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M].北京:中華書局.1992

      [2]康有為.《康南海先生詩集》卷1[M].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

      [3]剪伯贊.《戊戌變法》第一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剪伯贊.《戊戌變法》第二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5]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為》[N].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

      [6]轉載湯志鈞. 康有為政論集:上冊[M]. 北京:中華書局, 1981.4

      [7]剪伯贊.《戊戌變法》第四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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